11 月一到，在上海的朋友们还穿着单衣，尽情享受阳光的时候，多伦多下雪了。我一向标榜自己来自东北，对多伦多的天气有天生的适应属性。然而父母告诉我，家里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，比多伦多来得过早的冬天可要安逸许多。在多伦多的漫天雪花里瑟瑟发抖的我，正想着回住处到箱子里翻出羊毛裤，却不觉头顶一热，身上一冷，发烧了。
要说我这毛病，可以追溯到五、六年前了，那会儿也是一个十一月，我还住在西南十一楼的本科生宿舍。半夜里被冻醒，就知道自己发烧了，接着是上吐下泻。第二天早上怎么也爬不起来床，托睡在我下铺的石哥帮我带些吃的，继续睡到天昏地暗。那是我大学第一次旷课，钢结构基本原理，后来周锋老师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关心情况，至今仍清楚地记得。下午感觉越来越难受，最后还是决定去校医院看看。那是我第一次进校医院，学生医保不知为何没有开通，跑到办公室，也许医生看我着实可怜，帮我很快开通了。挂了号，没等多久，就进入了内科急诊二号诊室，刘医生快速地帮我检查一番，然后交钱、验血，等半小时左右拿到报告，上面有一堆上上下下的箭头。回到刘医生的诊室，迅速开了静脉注射的药，交钱、领药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左氧氟沙星加葡萄糖。到输液室坐好，护士拿来吊瓶，给我扎在手背上。一瓶挂完，回宿舍再睡一觉，第二天就活蹦乱跳了。但是，从那以后，几乎每隔一年的十一月，我就会犯一次这样的毛病，治疗的过程每次都如出一辙，抗生素帮我维持了消化系统里细菌的微妙平衡。
趟在多伦多的床上，我想这次可能只是普通的着凉，正好导师来看我的时候，给我留了一些感冒退烧药，吃下去很是受用，再配合中国人的治病神器温开水，只求能快些好起来。然而，我严重地高估了自己的身体，第二天又开始了上吐下泻，坚持到第三天，吃的任何东西都会很快离开我的身体。那是周五的晚上，我觉得自己身上很热，又没有体温计，浑身颤颤巍巍，全无力气，眼里天旋地转。这时我有点害怕了，自己住在这公寓里，要是突然断了气，恐怕要等到身体腐烂才会被发现，于是决定还是去医院。
在加拿大就医，医院只有急诊是可以直接进的，而专科门诊都是要通过家庭医生或诊所转诊的。周五的晚上没有什么诊所供我选择，于是就直接去了医院的急诊。医院离我的住处不远，只要走 5 分钟就到。我裹紧羽绒服，顶着大风，好不容易走进了急诊候诊大厅。说是大厅，其实就二十几张椅子，里面有十几个人。有的人躺在从救护车里推出来的很高级的担架车上，那里散发着金钱的气息。留学生中有一则笑话，是说有人从楼梯上摔下，鲜血淋漓，然而喊出的第一句话不是“救命啊”，而是“千万不要叫救护车”，说的就是这边救护车的昂贵。有乘不起救护车的人，不知是怎么过来的，把几张椅子挪了开，自己裹着被子躺在地上。其余人零星地坐在椅子上，没有人讲话，偶尔传来几声呻吟。
预诊的护士有了空，把我叫过去，问我的情况。她是一个皮肤偏黑的阿姨，很矮很瘦，看样子 60 岁左右，面带笑容，说话十分慈祥。这时我早已把之前在家里查的一堆英文单词忘了大半，还好她也不恼，看着我用翻译软件一个一个地查，那时我的手已经抖得不行。由于家里没有体温计，这是我生病几天来第一次量体温，39.9 度。得知这个结果我也很惊讶，因为以前生这个病最高也就 39 度，这次刷新了我的记录。护士阿姨怜悯地说：哦孩子，你确实病得很重，我马上去给你拿些药。
说着，她去拿了三片对乙酰氨基酚，和一个装着水的小纸杯，过来递给我。我把三片药一起放入口中，再把纸杯里的水一饮而尽。当我的口腔接触到水的时候，心里暗叫：不好，是冰水！可是为时已晚，我把三片药连带着水里的冰碴一股脑儿地吞了进去。以前从来都是用温水吃药，这下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。
然后护士让我去录入了个人信息和保险情况，我得到了一个上面有很多二维码的手环，然后就是等待。在等待期间，进来了一对小情侣给我印象比较深刻，看上去本科生的模样，男生左手紧紧捂着右手，整个右手上满是血，还在不停地向下滴，弄得地上有一条血迹，还好有保洁人员一直在不停地拖地。护士一边给男生包扎，一边问他是怎么受的伤，但是男生死活都不说。护士义正言辞地说，你有义务告诉医护人员一切真相，然而他只说是玻璃划伤，对受伤原因讳莫如深。包好后还和女伴有说有笑，也算是死寂的急诊大厅里唯一的生机。
在急诊室里，预诊护士会把病人按严重程度分类，先治疗危重病人，再治疗病情较轻的病人。经常有人抱怨要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治上，而我只等待了 40 分钟就排到了，怕是被归入了病情较重的一类。护士把我从候诊大厅引入了治疗区，里面有一些封闭的隔间，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功能。隔间外面的走廊里也有一些床，和我印象里床位紧张的上海新华医院并无二致。护士安排我在一张走廊里的床上躺下，就离开了。
过了一小会儿，又来了一位护士，叫 Princess，看上去 30 多岁，皮肤也有些黑，身材匀称，说话干练，但和我交流时会主动放慢速度。她给我拿来了一件蓝色的衣服，就是那种一块布有几条绳子可以裹住自己的大袍子，让我去洗手间换上。我在想，原来这边看病还要换病号服，可是竟然连更衣室都没有。没想太多，去洗手间脱了我里外三层的衣服，然后用蓝布把自己裹好扎紧，像一个没有包严实的粽子。走出来的时候觉得不太对劲了，走廊里躺的大爷大妈都没有换衣服，只有我自己换了。正纳闷中，护士看我换好了，让我躺下，问了我的病情，然后给我抽血。
她拿来一根针，看上去很粗，在我小臂靠近手腕四分之一处，找好血管，一把扎了进去，手法之狠前所未闻。瞬间来自我静脉的血喷涌而出，染了她的手套、我的衣服和被单。我对这技术只能无语。她和我连说抱歉，我只能报以一笑。据说加拿大的护士病人少，没有像国内那么多机会练习。她把扎针的位置用胶布贴起来，这样形成了一个接口，把真空采血管插上，就抽出了几管血。抽完后再把一袋盐水接上，就注射进了我的静脉。这到是少挨了几针，我暗自庆幸。
她把抽完的血送去化验，给我换了干净的床单让我盖着，就忙别的去了。可怜我的身体与外界只隔了两层布，又经常有人开门，风吹进来，让我觉得很冷。不过这时我也想明白了，在国内对付发热，传统的方法是捂汗，盖得越多越好，出了汗就会缓解很多。而在西医这里，无论是喝冰水，还是脱衣服，都是物理降温的方法。实践证明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。
感觉过了很久，应该是验血报告做好了，医生来到了我床边。他是一个白人小哥哥，棕眼睛灰黄的头发，挂着听诊器，手拿资料夹。一走到我床边，开口就是“How are you?” 。在英语国家，人们要回答很多次这个问题，无非是“Good”、“Fine”、“Not bad”之类的，算是一个寒暄，用来开启一段对话。不过躺在病床上的我一时词穷了，回答了一句“As you see”。他笑笑说“Yes I know you are sick”。这就是我们对话的开端。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，我磕磕绊绊地一一回答了。然后他就走了，想必看了护士的笔记和验血报告已经心里有数。没几分钟，护士拿了大大小小 8 个瓶子挂在了我旁边。这阵势让我吃了一惊。不过最后看记录，无非是抗生素，和国内治法没有很大区别。这些瓶子里的药通过连通管混合，源源地输入我的体内。这时护士来测我的体温，仍有 38 度。然后大家都离开了，我也昏昏欲睡。
这时已经凌晨三点了，治疗区里有一点安静。聒噪的只有一个躺在门口的阿姨，一直在呻吟：“Hello? Jennifer? Take me to the doctor! I have no money!” 这几句话重复了一夜，Jennifer 应该是她的女儿，一直在旁边和路过的人表达歉意。还有一对父母和女儿，进了我的床旁边的诊室。那个诊室没有什么医疗设备，只有一些沙发，是一个心理诊室。和他们一起进去的，还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。一行人中另外还有一个警察，站在门口。路过的护士和他攀谈，他说只要医生不出来，他就不能走。我猜是女孩家报了警，警察送他们来评估心理状况的。近期多大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出，有几个学生跳了楼。尤其一到考试，各部门明显紧张，各种心理咨询热线和减压活动的邮件纷至沓来，但愿会有点效果。
后来我时睡时醒。输液完成的时候已经快 8 点了。护士来帮我拔针，帮我测了体温，已经恢复正常，然后给了我医生的药方，还是抗生素。据说加拿大对抗生素的使用控制得很严格，可能是我这病也没有其它治法了。我回到家，又睡了一觉，醒来已是下午。拿着处方来到药店，药师告诉我要等半个小时才能拿到。等了半个小时，拿到了我的药。这边的处方药胶囊竟是药师现场装的，可见管控确实很严格。由于有医保，处方药只要了 2 加币。然而自己买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后来买的止咳药，各要近 20 加币，可以说是非常贵了。另外还有 Made in China 的体温计，最便宜的也要 20 多加币。想起小学 SARS 时期人手一支、经常打碎的体温计，要是在这边买真是太奢侈了。
回到家一量体温，我的心也凉了半截——又回到了 39.9 度，丝毫没有改善，肚子也是照旧没个闸门。于是自己按说明吃了对乙酰氨基酚。我觉得说明书上的剂量要比国内大很多，吃完没多会儿就满身大汗，中衣完全湿透了。见效也是快，再测体温就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开始怀疑在医院退了烧完全是这药片的作用。
然而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，本想着周五晚上去了医院，周一就可以正常上班了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只要吃了药过上 8 小时，再一量体温，准回到 39.9 度，从没有 0.1 度的误差，又要吃下一次药。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天，再加上去医院之前我自己挣扎了三天，正好持续了一周。之后才退到了 38 度，又过了大概一周，才算是把体温彻底降了下来。接着又出现了感冒的症状，折腾了一个多月，才算是基本康复。看来加拿大的细菌配合寒冷的天气，恐怕还有一些流感病毒，内外夹攻，真的是厉害。
11 月底，我收到了医院寄来的账单，急诊费 750 加币。还好有医保，这些钱都由保险公司来付。到也算把这一年的保费给用掉了大半。有些其它国家来交流的同学不买保险，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没买医保我也不会去体验急诊。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不用排队交钱，也不用拿着单子各个地方跑，这一点上体验是要好于国内的。总之，各国医疗体系各有千秋。但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医生要相对辛苦很多，提高他们的待遇和地位是对社会来讲一件非常重要又急迫的事情。最后，但愿每个人都能健康地生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