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上海第一批居家健康监测的人，转眼已经在家三个月了。春节前理的发肆无忌惮地长着，爬过耳廓，就要进军到眉毛了。于是我翻出了尘封的理发推子，在自己的头上动起刀来。
这个理发推子是在加拿大买的，尽管是加拿大亚马逊售卖，但收到货后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Made in China。事实上，用过几次加拿大亚马逊，买到的东西有一半以上是直接产自中国的。还有海外版的淘宝，只要不怕时间长，很多东西可以直接从国内运来加拿大。记得中国刚封关不久，加拿大尚无疫情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急需买一顶帽子，就到 Kingsinton Market 里面逛。店主是一个中东人，极力地向我介绍极为 Fashion 的款式，到是和国内景区卖的帽子长得很像。后来我问他有没有其它颜色，他说现在中国封关，很多颜色已经断货，库存也不多了。采购自中国无疑，我甚至怀疑他就是直接在淘宝海外进的货。看来中国的小商品养活了全球不知道多少人呢。
理发推子是一个套装，内容很全面。主体和国内理发店小哥使用的没什么区别，还有一个充电器。然后就是各种各样模具，用于确定留下头发的长度。模具从3毫米到12毫米，每3毫米为一级，用于粗调，推子上又可以从0.8毫米到3毫米细调，便覆盖了很大范围的精确解。更神奇的是，还有两个有斜度的模具，分为左右，可以绕着耳朵转一圈。还有一个开孔间距较大的模具，用于打薄，可以说基本覆盖了新手理发的全部需求。其实套装中还有一把理发剪，明晃晃的，甚是亮眼。然而，这把剪子在我回国过关时惹了不小的麻烦。安检小姐姐严肃地对我说，我的箱子需要开箱检查。打开翻了好久，找出这个套装，取出了这把剪子。我与这把剪子最后的道别后，把它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垃圾筒里。也好，留在他曾辉煌过的国度，与一箱同胞呆在一起，相信不会寂寞。
这样一个功能齐全的套装，想必也经历过了无数次的迭代，有很大的市场。在机场时，我对安检员连声致歉，说这是无心之举，她反而留给我一个微笑，说她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套装，已经习惯了。我也不禁感叹，在加拿大自己理发的人还不少咧。
给自己理发的原因，无疑是降低成本。十年前我第一次出国交流，到丹麦的哥本哈根，与那里的领事馆及留学生代表见面。我记得来的留学生是两个操着浓厚京腔的人，都是三寸头。想必丹麦这样的国家理发应该是极贵的。后来到加拿大，我的室友也是三寸头，还蛮有趣。一开始我还不自己理发，而是会选择到附近的韩国人社区去理发。一来我的家乡在中朝边境，总有人说我长得有些许韩风。二来我的青春时期正值韩流鼎盛，或多或少地有些韩国的类似产业更为发达的刻板印象。当然，理发店的小姐姐更加赏心悦目也不得不说是原因之一。每次进店，她们会先用韩文问候，发现我讲英文后，才会与我用各自蹩脚的英文交谈。洗剪吹的套路也与国内无异，只是一套流程下来，会花掉100多块人民币。那时候会觉得，在上海剪一次头发只要20块钱，而到国外翻了数倍，亏得很。可是等我回国才发现，学校附近的小店一开口也是50块钱起步了。
不去理发店，最好是有一个身边人来帮忙。我上初中之前，理发的工作都是父亲承担的。父亲有一个手动的推子，推起来咔哒咔哒，就像手表上的秒针滴答滴答，时间和头发一样，簌簌地飞走了。青春期到后，开始追求虚荣，也不再允许父亲操刀我的头发了。一恍十几年又过去，想再让父亲帮忙时，却已经相隔千里，难得见上一面了。
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，是在电影《婚姻故事》中，一开始的场景就是寡姐给一家人剪发。这个电影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大多，只在印象里记得它把生活的锁事娓娓道来，像潺潺溪水一样流过心田。也不知为何，我对理发的镜头记忆很深，也许那是影片中少有的我能感到共鸣的镜头。在加拿大也曾有人替我理发，也有人答应了却没有找到机会。这些场景亦如流水划过，在溪底的石块上刮下了浅浅的一痕。
很小的时候上英文课，老师就会教，去剪头发，要说 have my hair cut，而不是 cut my hair。这个教法在语法上固然没错，但仍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在加拿大生活时发现，很少有人说 have my hair cut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人们都会说 cut my hair。语言贵在交流，而不产生歧义时，一些特殊的语法要求也渐渐地被一些错误语法所替代，约定俗成，便也不再是错误。第二，头发也不一定是别人给剪的，自己来剪时，就是要用 cut my hair。
给自己理发，也算是个理发师。当然，理发师要有职业操守。我不会说那句愚蠢的话：“我只给不自己理发的人理发。”要不然，数学大厦摇摇晃晃，搞得人头晕。给自己理个发，就什么都解决了。我也不会对自己手下留情，因为理发师前辈奥卡姆早就说过：“如无必要，勿增实体。”最重要的还是，要热爱自己的职业，和费加罗一样，做一个快乐的大忙人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《快给大忙人让路》，每天和室友一起“迪瓜利他，迪瓜利他”地瞎唱，还真是能让人快乐起来。
理发最难的还是技术。剪正面的头发还好，对着镜子就可以搞定。剪后面的头发尤其难，要想看见，至少要用两面镜子，而这时胳膊上的肌肉就会出现混乱，想往左时剃刀却到了右边，最后搞得背后乱七八糟。不过在上海隔离期间剪发就没有这个烦恼。脑后不仅仅是自己的盲区，也是视频会议的盲区。或者说，脑后是彻彻底底的盲区，没有人会看到。因此，剪成什么样，完全不必在意。
在有些瞬间，我会诧异，后面的头发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如果眼见为实，那么这个眼不见处，为实吗？如果镜子里可见，如何证明镜子反射的看不见的地方可信？如果其他人可见，又如何证明自己不在楚门的世界里呢？疫情独处期间别人看不见，自己也看不见，它还存在吗？想到这里，总会赶紧用手摸摸，才放下心。据说很多爬行动物的脖子没有办法让头抬起，那么它们的世界就是二维的，山脊或是沟渠，在他们眼里只是脚下的地面。人的脖子多了几个自由度，就有嘲笑他们的资本了吗？
剪完头发，我俯身去收地上的纸。我用写过字的宣纸铺在地上，头发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字上，有些与字相交，有些落在空白处，好像一次蒲丰投针实验。这些原本的废纸在疫情期间却派上了用场，一来收集头发，二来包裹蔬菜，吸水性能甚佳，不仅避免了纸巾的浪费，增加了储存时间，还带来了淡淡的墨香。当物质匮乏时，精神的满足越发重要。一次愉快的理发，也是一次与过去说再见的仪式。抛却那些沉重的东西，轻快前行。
